河本大作的个人简介
河本大作（こうもとだいさく，1883年1月24日-1955年8月25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关东军高级参谋。
他是炸死民国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首犯，于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其在狱中抵制和对抗中国政府对他的审查和处理，妄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1955年8月25日，河本大作病逝。
放荡不羁
188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佐用郡三日月町501番地，是河本参二的次子，其家拥有大量土地和山林。1889年，河本入原籍寻常高等小学，1897年毕业，同年不顾其父反对，入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0年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2年毕业，同年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1903年11月30日以第97名毕业，第二年2月12日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了军事生涯。
河本大作任日本陆军第四师团步兵第三十七联队小队长，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06年1月，河本作为第四师团中一员，曾担任安奉线警备和旅顺的卫戍任务。此期间，河本大作极其崇拜日本侵华谋略高手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立志要成为明石、青木第二，以阴谋和暗杀辅助武力，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1907年10月，河本调回日本，驻扎在姬路，1908年3月任第三十八联队中尉副官驻东京。?
1911年入陆军大学第二十六期，在校期间以河本等人为中心组成了反动帮伙――大陆会，会员中有：多田骏、大场弥平、矶谷廉介、真崎甚三郎、梅津美治郎、森连、下村定一、山田乙三、齐藤弥平太、小x敏四郎，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侵华干将。 1913年升为陆军大尉，1914年以第24名从陆大毕业，任陆军某部中队长。1915年派往中国汉口，任日本陆军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高级参谋辅佐，1916年任该司令部驻四川成都武官。1917年任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第二部部员，1918年6月晋升为少佐，同年7月任日军西伯利亚派遣军第十二师团司令部参谋，入侵苏联。1919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主管作战）及第四部（主管编纂战史）部员。1919年末，河本加入组织新兴的法西斯军人少壮派组织――二叶会，其主要成员有“陆士”第十五期至第十八期的军官：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喜多诚一、石原莞尔、花谷正、桥本欣五郎等。
1921年河本大作任日本驻中国北京公使馆武官，但在1923年6月，河本与日本驻华武官长林弥三吉发生意见分歧，于8月6日调回日本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中国班班长，专事向中国派遣密使，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等活动。可是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阿部信行少将对河本大作既防之，又惧之，很快便将他逐出参谋本部，调到步兵第十四联队任副联队长。但又担心招致少壮派军官因河本被黜而滋生事端，于是1924年7月派他到德国游学，1925年12月回国任步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
人物评价
岛田俊彦曾在“皇姑屯事件内幕”一文中评述河本大作：“河本大作出身富裕家庭，相貌魁伟，有点不像军人，年轻时就不愁钱用，玩得令陆军省人事当局特别注目；高兴时，且会教乡下艺妓唱唱小曲。在另一方面，河本的心底，却野心勃勃，大肆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对于讨厌者，他肆无忌惮地予以痛斥；脑筋又好。所以人事当局敬远他，他虽然是陆军大学出身，但却担任过两次大队长，这是很少有的例子。”
炸死张作霖
河本大作于1926年4月重返中国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三年任职期间，他曾以“参谋旅行”名义，共进行了五次军事侦察谍报活动，为日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作充分准备。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加紧侵华关键会议“东方会议”，河本大作虽然是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但武藤的发言稿是由河本执笔起草。
1928年河本大作便部署谋杀张作霖，河本大作曾说过：“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给挚友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而当时准备暗杀张作霖的还有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可河本断定他们的计划不周，绝无成功可能。他重新策划布置，精心选择了两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以200公斤烈性炸药，布下了张作霖“必死之阵”。
张作霖被炸死后，因日本内部矛盾和舆论谴责，在1928年末，在野党以此向田中内阁发难，要求追究事件真相。而在此期间，日本陆军中枢部门的少壮派骨干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x敏四郎、山冈重厚、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而执政党政友会的首脑也强烈反对处置河本。进退两难的首相田中义一，又前后两次上奏不符，失去天皇的信任，被迫辞职，而河本大作仅以被解职了事。
河本大作在离开关东军之前，坚持推荐板垣征四郎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尽管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似乎心中另有人选，但因河本替关东军及村冈司令官本人承担了皇姑屯事件的责任，村冈只好让步，同意板垣接任河本的职务。 虽然河本被编入预备役，却受到了右翼头目的赏识，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特意约定每月供给河本大作200日元生活费。10月，由当时的陆军大臣阿部信行的斡旋，河本出任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似乎改搞经济了。其实不然，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万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
长袖善舞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板垣电召河本大作速来中国东北，不但委任他为关东军的嘱托，还命他去接收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同时请他诱降拥有3万兵力的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在此之前，本庄繁曾多次派人去招降，因所派的人采取了威胁恐吓的手段，令于芷山十分反感，故犹豫不决，所以这次本庄繁特意请河本大作这个日本谋略老手出马办妥此事。谁知河本在辽源，不但遭到煤矿股东们的抵制，就连西安公安局局长戴东藩派去的公安队员也要掉转枪口相向，河本一行差点遇险，于芷山派了一个连骑兵赶来解围。河本借向于芷山道谢之名，劝降了于芷山，反过来又借助于芷山的武力，强行接受了辽源煤矿。
除此之外，河本还帮关东军解决一件麻烦事。九一八事变前，参谋本部的重藤千秋大佐为筹措九一八事变经费，曾向素有“高级流氓”之称的藤田勇借款10万日元，条件是事成之后，关东军须以10倍金额偿还。其中5万日元被重藤千秋和桥本欣五郎等人挥霍一空，通过河本只给关东军送去了5万日元。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3月，藤田勇迫不及待地赶到东北，并赖在沈阳催逼板垣偿还连本带利的借款，共计100万日元，板垣一时无力筹措，十分狼狈。
关东军参谋和知鹰二为帮板垣摆脱尴尬处境，擅自将关东军管理的复州煤在日本国内独家销售机授予藤田勇。藤田勇大喜望外，回国后四处兜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闻讯后大为震惊，立即告知司令官本庄繁，为此板垣遭到本庄繁的严厉斥责。恰逢被关东军召回东北的河本知悉了，他立即向本庄繁说明原委，并以辞去关东军嘱托和刚任的西安煤矿总办之职相要挟。本庄繁明白了板垣“不得已的苦衷”，并请河本设法从藤田勇手中收回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公章的证明文件。
1932年5月上旬，河本飞回东京先向陆相荒木贞夫说明情况，然后去见藤田勇，得知藤田勇一直没有找到好买主，乘机劝说：“你太贪心了，原想以百万日元的高价出售，现在恐怕连一个肯出10万日元的买主也不见得找到，我来帮你一下，50万日元卖给我，你看如何？”藤田勇只好答应，河本催促桥本虎之助汇来50万日元，才换回藤田勇手中的文件。
1933年3月16日，河本大作又任“满铁”理事，他利用与关东军及本庄繁的密切关系，说服了本庄繁和参谋长小矶国昭暂缓对“满铁”的改组。1935年河本大作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兼任“满炭”理事长，他扩大“满炭”的经营范围，更加疯狂掠夺我国东北煤矿资源。河本大量任用私人，如他的亲戚山下太郎、桥元文吉承包了“满炭”全部职工住宅修建工程，施工中不但偷工减料，还无偿大量使用中国劳工，一个个摇身一变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他们出巨资在大连为河本修建了一栋三层豪宅，占地500平方米。?
1937年下半年，日本新兴财阀鲇川义介在新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及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的支持下，成立了“满业”，“满炭”成了其下属的一个子公司，不断被架空和受到排挤的河本大作自然大为愤慨。在一次有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岸信介参加的会议上，河本当面指责鲇川义介，其言词之激烈，令与会者目瞪口呆。但因河本的靠山板垣、石原已经调离关东军，河本无力与鲇川相抗衡。1941年，河本终于被排挤出了“满炭”，他到大连家中闲居。
混迹山西
1941年12月，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邀请河本大作到山西经营日军垄断下的“山西产业会社”，任株式会社社长，此会社是侵华日军“以战养战”、搜刮山西省物资的经济侵略组织。河本果然“不负所望”，经营得“很有成绩”。仅1944年一年内三次共向日军“捐献”了7架飞机，他手下的工警队还参与日军“讨伐”。河本在山西省的“出色表现”，使他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西帝王”。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
监狱岁月
可是，从被捕之日起，直到1955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前，河本大作不但未能认罪服罪，痛改前非，相反却采取种种手段，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和处理，妄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
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早在太原解放前夕，河本大作就因畏罪而大量销毁作为其罪证的文件、资料和信函等。太原解放的第二天，他又亲自携带一份封面标题为《十八春太行作战》、左下角印有“第一军参谋部”字样、右上角盖有“极密”红色印章的文件，窜到原日军军医高木应悦的家里，请高木应悦予以烧毁；太原解放的第三天，河本大作在清理原办公室的桌椅、文件箱时，将5本通讯录以及名片、文件等统统付之一炬；同一天，河本大作还指使其女秘书儿玉华子烧毁了他所保存的“关于u2018对伯工作u2019（u2018对伯工作u2019即日本侵略者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工作。）”的文件战斗情报和来往信件，以及他来太原后所记的五六本日记。与此同时，河本大作还与监外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
河本大作在被太原市公安局收容的当天下午，当他的原秘书大西健前去收容所探视时，他便同大西健商定，由大西健回去在日本人中间开展请求释放河本大作的签名运动等。同时，河本大作还指示大西健，要于次日在原日侨自卫队副队长角川久吉家中提出商定事宜的落实问题。同年6月间，身在狱中的河本大作在退还原女管家儿玉鹤枝送来的酱油瓶子的瓶口上，以一纸卷作瓶塞，而在该纸上写着他在狱中有关个人经历的交代材料，暗示狱外的知情人在接受调查时，要与他统一口径，保持一致，以免露出马脚，等等。
粉饰自己开脱罪责
河本大作被捕后，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虽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交代，但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为自己辩解或开脱罪责的情绪或思想。
河本大作身为日军山西派遣军所炮制的侵略组织“急进建设团”顾问、“参与”，经常参加该团的会议和策划活动，并极力支持和帮助该团。但他在供述中，却说什么“我直接同建设团的接触，只是参加了在省长公署举行的建设团成立大会和东山铁矿的开采典礼。除此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和策划活动。”并说山西产业会社为急进建设团出资修建宿舍和无偿提供粮食，是军司令官的命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执行。”
又如，河本大作本来是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表示“我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但后来他却出示了所谓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说明他和其他残留山西的“日本人不能随意行动的理由”，即他是被迫留在山西的。直到1951年12月12日，河本大作在笔供中还说“留在太原的日本人……都是根据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迫不得已留下的。”
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
作为日本法西斯分子，老牌特务，河本大作的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根深蒂固。在他的供述中，经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在供述中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瓦德西借口西太后逃往太原，便主张派遣山西远征军，但当时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看穿并制止德国对中国的侵略阴谋。”；“u20189?18u2019事变最初只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由关东军干部板垣及石原等人策划发动的，日本政府并未有计划地设想如此深入地侵略满洲，成立伪满洲国”。
1953年8月25日，河本72岁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罪行笔供
1953年4月4日
问：东方会议是在哪年哪月召开的？
答：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于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邪开的。
问：参加的人共有多少，主要有哪些人？
答：共有多少人不知道，只见有北京的芳泽公使、关东军司令宫武藤中将、儿玉关东厅长官、奉天总领事吉日茂、朝鲜政务总监山县政务长官、寺内朝鲜军参谋长。这是从大陆来的。此外还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有关人员参加。
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答：是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共有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同张作霖进行，因为张作霖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只有支持他，由他解决满蒙问题；（2）张作霖有很多军队，耗费巨大，苛敛暴税，将来由关内败退后不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此事由关东军负责，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即时开始做好准备；（4）奉军如果败退的话，以北京芳泽公使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问：会议是谁召集的？
答：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日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洛召集的。
问：田中义一奏折是怎么口事？
答：田中义一奏折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主要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时提出的。
问：照你说的来看东方会议内容就如此简单？
答：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为了从根上解决满蒙问题，要解除张作霖的武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问：当时你以什么身份参加东方会议？
答：我以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伴随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参加的。
问：解决满蒙问题的实质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二十多年来，日本企图在满洲发展，当时是为了解决（1）扩大土地；（2）移民的问题。
问：这样说来，东方会议的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
答：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向满蒙发展，例如日本要做糖，必须种糖萝卜，要种又没有土地。日本人在东北开钟表铺等商店，被当地军队压迫很厉害。日本想开设制亚麻的公司，也没有地皮。如能解决了土地和移民问题，就达到了目的。
问：如果按你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逻辑，达到了占土地和移民的目的，中国人民将如何生存，你说的是向外掠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
答：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的错误想法。
问：你为东方会议干了些什么事？
答：我当时不是参加会议的一员，是伴随武藤司令宫，给武藤提供、整理材料，如：对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张作霖统治东北阻碍日本的发展；满铁的修建也受到张作霖的阻止等，提供了很多具体事例作参考。
问：你出席会议了没有？
答：重要的会议不能出席，一般的会议是以随员的身份列席了。?
问：你为武藤司令宫起草了些什么重要的文件？
答：如前面所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的情况；土地问题与移民问题；张作霖对日本压迫的实例；满铁修建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只靠外交不能解决问题等。有的问题写成了材料，有的问题是在会上讲的。
山西时代
河本大作在太原的最后岁月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国兵库县人。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从军以后，一贯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国。1926年至1929年，他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1927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随员列席会议，提出“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主张。
罪行累累恶名昭著
“东方会议”之后，河本大作积极活动，于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碍日军在东北进行侵略行动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暗杀张作霖事件不仅引起世界舆论大哗和英美两国政府的干涉，还打乱了日本田中内阁的战略部署，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日本一些军政要员，也认为河本大作等人的做法过于露骨和拙劣。1929年5月，一意孤行的河本大作被田中义一内阁和日军大本营免去关东军高级参谋职务，内定永久不能晋升军级。
1932年10月，在“皇姑屯事件”完全平息以后，河本大作被任命为满洲铁路理事。1936年10月，出任满洲炭矿理事长。他坚持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疯狂推行“人肉开采”政策，以中国人民的生命来换取日本国所急需的矿产资源，在东北大地上制造了许许多多掩埋中国劳工白骨的“万人坑”。
河本大作于1942年9月从东北来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仓财阀代表），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一个企业实体，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组织。河本大作上任以后，多次在各厂长参加的会议上强调：“本会不是赢利性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他亲自组织“山西急进建设团”，强行征募和驱使大量青年劳工为日本国掠夺山西煤铁等物产卖命。他还伙同日军第一军经理部、伪山西省政府日军顾问室，征集19至21岁的中国壮丁，押送到山西产业社所辖46个工厂和矿山，强迫进行高强度劳役，为日军实行“现地自活体制”卖命。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在河北、河南等地的驻屯军，以招收民工为名，诱骗贫苦农民，到山西各地的煤矿铁矿，强制进行长期的超负荷的禁闭劳动。在武力的支持下，日军对山西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掠夺的对象包括煤炭、铁、锰、铅锌、硫磺、石膏、池盐、芒硝、木材等等。对于掠夺山西资源，河本大作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设想：“对山西的政策，应采取将山西的煤运往日本，而不是采取在山西建立重工业的方针。为此，必须以山西丰富的石灰石、无烟煤与黄河的水利发电为必要材料，建立一个瓦斯工厂。其次大力开采太原到介休间的石膏矿，以制造水泥、硫铵、急性硫酸和建筑材料。”
日本侵略者对所有劳工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导致劳工大量死亡。仅在大同矿区，就制造了14个“万人坑”，害死矿工6万多名。
另外，河本大作还积极参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的情报、策反活动，与第一军司令官澄田中将密谋招募中国士兵，弥补日军兵源的严重不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他还策动其他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山西，为阎锡山政权管理工厂、矿山，维修军事设施。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河本大作，还勾结伪山西省公署日本顾问辅导官城野宏、山西派遣军第一军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联战败的日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祖国”而“残留”下来。他竭力鼓吹什么“日本的复兴之烽火，应从山西之一角燃烧起来”。阎锡山则为了“共同防共”、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对所有日本“残留”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连升三级。1947年夏，阎锡山将“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动总攻击，2600多名“残留”日军有500余人战死、700余人被俘，其余的投降。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最终难逃与阎锡山政权一起覆灭的命运。
在押初期拒不认罪
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直在太原关押。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设在小东门看守所内。外层关押中国犯人，内层关押日本犯人。从外层到内层有三道门，不是“联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进入最后一道门。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内层食住，伙食为一般干部的“大灶”，住宿较紧张，像普通教室大的寝室，安设两排通铺，20多人并排而睡。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以后，检察机关就将河本大作作为侦查、起诉的重点对象。他是日军指挥机关的高级参谋，罪行重点在日军侵略方针制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划上。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罪行被社会公开揭露的材料比较多，但有关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却不多。河本大作是所谓的“中国通”，侵略经历长，资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他还爱耍小聪明，放“烟幕弹”，反侦讯经验多，使得侦讯方对他过去的高层次的幕后阴谋策划活动取证非常艰难。
当时，负责侦讯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就是越南归侨叶季龙。叶季龙1931年出生于越南，幼年时回国求学。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叶季龙被借调出去参加遣送日侨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侨工作结束，叶季龙正式调到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担任书记员兼做侦讯工作。
于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和这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大学生，展开了一场场较量。
叶季龙不敢掉以轻心。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与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审判评议会议上做好笔记，特别注意听清重点审判员、庭长的意见和总结发言，随后和自己事先的判断相比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虚心请教；另外注意总结学习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总结。这样，很快缩短了和老同志业务上的差距。
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有关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总体上对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侦讯河本大作案犯的总体计划。领导批准了他提出的侦讯计划。
侦讯开始时，河本大作低垂着头，但时时都在窥视对方，寻找挣扎、逃脱的机会。他看到叶季龙是一个年轻人，以为他阅历浅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华罪行时，竟然大放厥词：“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军阀蹂躏了。”“日本在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
面对他的这一套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关系的强盗逻辑言论，叶季龙当场严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当年侵略中国的立场上说话，这里不是你在“东方会议”上陈述侵略主张的场所。如今你必须认清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你必须从侵略失败中醒悟过来，你要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反省与忏悔，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侦讯交锋中，我方先给河本大作定位为“失败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气。
在侦讯中，河本大作还继续兜圈子，不交代实质性罪行，对他和家里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亲闺女同居之事却津津乐道。叶季龙立即加以阻止。
在后来的侦讯交锋中，河本大作供认：他从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对中国采取主动攻击的侵略政策。他主张的具体策略是：趁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进而控制“满洲”。河本大作对形势的估计与策略获得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认可与支持，武藤信一根据河本大作拟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在“东方会议”上作了发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随员身份列席会议。“东方会议”按这个思路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武装侵占的基本方针。河本大作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详细的日本关东军解除中国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天皇敕命迟迟未下达，只好放弃原计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本大作又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当问到为什么要把矛头直指张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河本大作说：“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后来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叶季龙当面加以驳斥：“这绝不是朋友间的u2018忘恩负义u2019问题，你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你们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u2018傀儡u2019，屡次逼迫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你们苛刻无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绝。这才是你们杀害他的主要原因。张作霖是中国人，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气节。他说：u2018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父母祖宗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u2019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你们的侵略要求，你们就可以在他的国家的领土上，在他的家门口将他炸死吗？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样做符合国际法的哪一条？”
关于“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谋划与实施的，河本大作开始时交代得较肤浅，可是对同牢房的犯人却尽情吹嘘。他描绘阴谋策划是“必死之阵”，从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到情报调研，从选择炸车地点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备、人员落实等等，每一步和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十分具体，并有2～3个方案可供对比选择，做到随机应变，万无一失。其中，对川岛芳子用色情窥探张作霖行程等，则视为自己的“绝妙杰作”。
后来，侦讯人员通过管教人员和日籍战犯城野宏等的接触、交谈，获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嘘的全部内容，又经过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侦讯过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对由他主谋并亲自实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阴谋策划在炸车之后，趁奉天以及周围社会动乱，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为此，河本大作在奉天大和旅馆门前集结了一个旅团的兵力。他估计，张作霖被炸后，他的卫队可能会进行报复。那时，可令参谋尾崎大尉率领关东军与之交战，搅乱局势，进而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奉天乃至全东北。但由于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实意图的关东军参谋，在３日夜里解散了集结在大和旅馆门前的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滕中将严令阻止，所以事件并未按他所策划和希望的那样继续发展。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军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趁机举兵作乱，一方面让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劝阻了奉天军队的自发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去世一事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
河本大作在受审中，对这一段罪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交代。他说，爆炸过后，他亲自带军医到张帅府去慰问，目睹张作霖伤势很重，肠子已流出腹外，必死无疑；当天立即电告日本军参谋本部说“张作霖已被炸死”云云。事实上，当时河本大作对张作霖是死是活并不知悉。随后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问，实则探听消息。这位夫人见帅府灯火通明，气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面无戚容，谈吐从容。这些状况让日方“摸不着头脑”，使得河本大作的进一步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一领导。日军暗杀张作霖事件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田中义一首相得知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时，没有露出胜利的笑容，反而流着眼泪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一切都完了！”
防线崩溃低头认罪
当审问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机场最后一班飞机起飞，河本大作为什么不逃跑的原因时，他开始时狡辩说：他曾经在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当武官时，岸信介是他手下的雇员，如今岸信介当了日本首相，他无脸回国作岸信介的臣民。叶季龙立刻批驳他说：1949年4月岸信介还被美军关押在监狱里。他当首相是1955年释放后的事。河本大作只好承认：没有逃离山西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被美军关入牢房”。
经过一次次的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绪越来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国在山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角色转换”的结果。昔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嚣张狂妄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子，如今沦为“阶下囚”，面对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自然没了“底气”，深知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待战俘的政策的强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员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让他们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来的将、校级军官待遇），又有医疗、文体娱乐，还让家属探监，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恶累累的战犯忏悔认罪，请求宽恕，并鼓励和帮助周围的战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过学习，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他说：“通过学习和反省，我懂得了u2018凡事做过头，就会走向反面u2019的道理。张作霖不愿当亲日派，我炸死他，结果他的儿子张学良率领奉军迅速倒向亲美的蒋介石那边，这是我预料不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获得的是短暂的军事胜利。但在枪口下生活的中国人民不甘心情愿当亡国奴，他们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是日本杀光、烧光、抢光的u2018三光政策u2019把老百姓都赶到共产党那边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我曾为之欢呼，后来才懂得它产生了帮助敌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国人民，有力地帮助了罗斯福总统动员美国人民摆脱和平主义，迅速行动起来，同仇敌忾，投身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变成众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占别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来毁灭性的武力报复。”
河本大作说：“事情做过头了，后果适得其反，这是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取得的教训。”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恶后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u2018圣战u2019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审讯和接受公开审判前，就因年迈体弱，病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河本大作的山西时代暗杀张作霖的首谋河本大作（１８８２年～１９５３年），在事件发生后受到日本军方的行政处分，退居预备役。其后，河本大作弃军从商，先后担任满铁的理事、满炭的理事长等，一跃成为满州商界的实权人物。
１９４０年，日本鲇川财阀（日产的前身）进入满州开拓，将河本大作驱逐。对河本大作来说，离开中国就等于鱼离开水，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在中国混下去。
河本大作的妹夫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多田骏曾斡旋河本大作到河北的开滦煤矿当老总，但实力雄厚的鲇川财团对河本大作仍是紧逼不舍，河本的愿望没能实现。
无奈之下，河本选择了山西做为他的再生之地。
日军侵华占领了山西之后，全面接管了阎锡山在山西的产业DD西北实业公司，涉及煤炭、钢铁、电气、机械、化学、纺织、食品等５０多个行业。安排河本大作到山西的，是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河本大作和花谷正在满州时就关系密切，论资格，河本应该是老大。所以，河本在花谷占领的地盘山西控制经济，应该是理所当然。
另外，花谷请河本出山，还有一个重要的打算，就是让河本做阎锡山的策反工作。因为蒋阎冯中原大战，阎锡山兵败后逃到大连，跟河本大作有过交情。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被日军改组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由河本掌控。其规模虽远没有满铁大，也没有出海口，但山西那地方，过去在阎锡山多年经营下，各方面都相对独立，可以自由发挥。
河本大作的经营能力到底如何？俺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但做为一个阴谋家，河本大作在山西甚至整个华北，在战时和战后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１９４５年战后，大约有５６００名日本人留在山西未回国，其中非军人占一半。这些人滞留山西，应该说跟阎锡山的意图和河本大作的推动有关。
阎想利用日本人重建山西的经济，河本大作不但出面号召留守，还在战后亲自担任阎的经济顾问，参与阎的西北实业公司的经营。
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陷太原，河本大作和留在山西的日本人迎来了第二次战败，河本大作被逮捕投入监狱。在监狱期间，河本大作想与中共谈判，以帮助重建经济为条件换取自由，未果。
可以说，河本大作是中共逮捕的日本人中最重量级的人物。１９５３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的监狱。
其实，在解放军入城之前，阎锡山曾派飞机送河本大作出逃，但遭到河本大作的拒绝。河本大作因为张作霖事件，得罪了日本天皇。如果他离开中国，将无家可归。
在中日战争期间，河本大作已不是军人，所以，国民党方面，也未能将其做为战犯治罪。
而中共认为张作霖是军阀，所以对其策划暗杀张作霖的罪行也未有追究，只是追究了他率领日本人留守山西助阎的罪行。
这事儿想起来挺滑稽。一个沾满了中国人鲜血（暗杀张作霖）的日本人罪犯，不能被日本天皇所原谅，却得到了另一个中国军阀的暗中支持，最后甚至还得到了中共的宽恕。。。河本大作当真是命好。
河本大作旧居
位于中山区望海街（日本称楠町）。建于1938年，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砖木结构，和风住宅风格。该建筑是制造“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私人住宅。
该建筑由大连市政府作为敌产接收，并改建为大连南山宾馆7号楼。
